【主题词】: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伏羲八卦,伏羲易,曰<连山>,曰<归藏>,曰<周易>,曰<易经>,支撑了中国,支撑了中华民族,支撑了中国文化大厦,流传了8000～6500年以上,古昔为中国学子的启蒙读物,但在易经的故乡,从建国以后,小学没有伏羲象,大学不论易经课,岂悲怪事?
【关键词】:易经,中国,文化,西方.
东方不亮西方亮，落了太阳升月亮。中国人把国宝扔进了垃圾箱，西方人却拣了视为致宝。崇西拜西学西风糜,国人说了不算，还是听听西方人类精英对《易经》的呐喊，看一看当代的科技世界。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科学家，许多荣获诺贝尔奖金物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易经》理论的现实意义，直接感受到中国《易经》的大科学观思想的价值。欧洲著名的哲学权威荣格在英文版《易经》再版序会中说：“世界人类的唯一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价值。”
20世纪末，国际力学学会主席向人类致歉：“我必须以广大力学科学家的全球集团的名义说话，我们集体一致请求原谅，因为我们把接受教育的人们引向谬误，传播了关于满足牛顿运动规律的系统遵守决定论的思想，然而1960年以后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
已成为现代人类教主的“近代科学”，为什么会遭此惨败？他们没有中国伏羲的综合的、发展变化的、整体的的大宇宙观、大世界观，他们没有“天地人合一”的伏羲文化。
波恩在《原子时代的发展及其本质》一文中认为，在这些科学家发表宣言之后，世界依然如故：“……但没有很多时间来等待他们的言辞生效了。一切都依赖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才能，去重新调整我们对新事物的想法。如果不能这样做，地球上的文明生活的日子就要到达末日。”
在《易经》的故乡中国，感到非常遗憾是中国人却把《易经》扫地出门，视为占卜算命“封建迷信”，太可悲了。中国人怎么把老祖先留下的中国文化根丢弃了呢？
莱布尼次半个世纪以后，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出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风靡世界。但是，黑格尔的哲理落后于伏羲先天易数理，何能中国《易经》同年而语？黑格尔不懂二进制和哲理关系，面对中国的《易经》，他不得不承认，伏羲在6000多年前就提出了阴阳相对论，而且提出全息论等重大科学理论。他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易经》。中国人己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
中国人没有停留在感情和象征阶段，他们达到了纯粹的思想认识。至于马克思，可惜他没有见到过中国的《易经》!然而《易经》却蕴藏了马克思的几乎全部思想精粹。
哥本哈根学派的泰斗、现代力学创始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N·玻尔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为了解释“波粒二象性”，苦思冥想之后悟出“互补性思想”。1937年，到中国访问时，才知道正应合了太极图的阴阳互补原理，意外地发现他那时倡导的的“并协原理”。在中国《易经》中找到了它的先河。他十分惊叹！他认为阴阳太极图就是并协原理的一个最好标志。在国家为他受勋时，他特地选择了中国《易经》的太极八卦图，做为他的爵士徽章，把太极图印在自己的衣袖上。他还说，“为了与原子理论的教程作一类比……‘我们必转向’这样一个思想方法讨论问题。如来佛和老子这样一些思想家早已遇到了这类问题，就是存在这幕壮观的戏剧中，如何使我们既是理论又是演员的身份协调起来。”
20世纪50年代的美籍华人李政道、杨振宁发现了弱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曾明确指出：“灵感来源于《周易》学说。《易经》中既有阴阳的道理，即同时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剥（《易经•第二十三卦》）久必复（《易经•第二十四卦》），否（《易经•第十一卦》）极泰（《易经•第十卦》）来的道理。”
信息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理•威尔海姆说：“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带给我们巨大冲击的这次革命，实在受惠于中国古代的伟大经典《易经》。《易经》包含的信息论思想……”
探索物质组成的基本粒子问题，虽在1963年盖尔·曼《MurrayGou—Mann》和次维格(Gzucig)分别提出的夸克(Quark)，
均可用易图的初二三爻，表示前夸克组成的夸克各种排列和组合成功的图解，从而得出氢原子、电子及质子等规律。其中的奥妙，正反映了《易经》象数与自然科学内在的联系和大律的反映。
《易经》大科学观与现代物理学的关系，诺贝尔物理奖金的得主李政道、杨振宇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李政道对新闻记者说道，“他之所以怀疑拿破铁的‘奇偶不灭定律’，这与他在西联大读《周易》时心得有关。他并且很具体地指出《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而同时又有阴阳消长，或者阳盛阴衰、阴盛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李政道还认为，测不准原理和《易经》、《老子》学说相近似，完全可以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加以概括。系辞中的“圣人立象以尽意。”盖事物之理，有非数所能分所能穷的含义。他作有关“测不准原理的学术研究报告”时还指出，“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上，中西文化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和目标是有些分别的。西方，至少在过去，是比较注重机械的看法，着重在分析和征服自然；而东方则比较哲学化，注意对自然的了解和调合。这两种观点虽然不同，其实是相互可以辅助的，而这并用中西观点的一点，正和现代物理学的看法相符。”李政道《科学的发展——从古代中国到现在》认为中国《易经》站在宇宙主宰“道”的高度，给出了宇宙的总体规律，只要你学透了它，你就会用它来推演整个世界。李政道曾指出21世纪科学的四大难题：为什么理论对称而实验不对称？为什么一半基本粒子（夸克）不能单独存在？暗物质究竟为何物？拥有巨大能量的类星体是哪里来的？除此之外，科学难题还不知有多少？象量子的波粒二重性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完美的解释，爱因斯坦为此奋斗了大半生，仍无所获：“整整 50 年有意识的思考仍没有使我更接近‘光量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别说生命的起源、意识的产生了。而这一切疑难莫不包括在《易经》理
论之中。李政道又指出“二十世纪的物理发展是简化归纳”，而21世纪的科学难题“都要求我们用宏观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也是真正科学创新的源泉。”这个思路与《易经》原理吻合。
象《易经》认为万物生发顺序是“易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过程与生物遗传密码子的形成过程完全吻合，64卦完全对应64组密码子。《易经》揭示宇宙本身是有生命的，有秩序的，以及维持秩序的自然法则：“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尤其《易经》认为一切物质的基础乃“阴阳”，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皆由阴阳作用所致“一阴一阳之谓道”更是解开一切自然奥秘的锁钥。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布鲁塞尔学派的普利高津说，他的研究“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观点”。他又说：“现代科学已把分割天体和地球之间的壁垒推倒，并且由两者结合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一观点正与中国《易经》天、地、人三同道共构流变的宇宙基本统一性观点一致。”他还说，“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结合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说，和着眼于自发组织世界描述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他认为近几十年中的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托姆空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很符合中国哲学的传统观念。
普利高津基于这些原因以及后现代科学的现状，才有了1988年阿尔文博士的关于“要到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的著名论断。而孔子儒学的源头就是《易经》。
普利高津把美丽新世界的无限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曾以《为中国而自豪》为题寄语中国青年。他认为，信息化的新理性，就是中国传统在更高阶段的复归。
他告诫华人：“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文版译书序说：“在本世纪末，我们并非面对科学的终结，而是目睹新科学的萌生。我衷心希望，中国青年一代科学家能为创建这一新科学作出贡献。”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可能找到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一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
诺贝尔奖金的得主，著名的比利时科学家普利戈金说：“我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强调实验和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
狄拉克提出的“大数假说”，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大到宇观尺度的天体系统，小到微观度的基本粒子，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惊人的“巧合”。狄拉克指出的这样“巧合”，正是中国《易经》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全息统一论观点。
欧洲著名的哲学权威荣格在英文版《易经》再版序会中说：“世界人类的唯一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
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价值，而且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现代科学突破笛卡尔——拉普拉斯——牛顿科学图景，正朝着新兴浑沌力学发展，其核心思维方式和思想，已经和中国《易经》大律大则相合，现代科学出现了向中国《易经》大科学观回归的大趋势。实质上，现代科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西方理性必须与东方的灵性对接。
20世纪60年代以来，震动全球的重大科学成果耗教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理论、地球自然节律、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论、生物全息律和宇宙全息理论等，几乎全源于《易经》大则大律。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1884——1956）在《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指出：“从实验科学的角度来看，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偶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第一件事，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第二，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
李约瑟（1900——1995）重申了萨顿的观点：假如我们把科学的意义局限在现代科学的范围里，那么科学的确只起源于文艺复兴后期，……但就整个的科学来说，便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在世界上各部分，上古及中古的民族早就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等待着科学大厦的兴建。李约瑟的功绩在于，让世界明白了中国4000年来科技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至少在技术
领域里，我们可能发觉，由亚洲，主要是由中国来的新发明，都是成群结队的，我将称之为‘团’。”
当代新兴的“宇宙全息统一理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中国《易经》“太极”，从显态信息与潜态信息的总和来看，任一子系统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任一系统都包含着宇宙整体的信息。所以，子系与子系，子系与系统，系统与宇宙之间，在时空上都存在着统一的对称性。凡对偶部位之间的物质组成、感应程度、脉动频率、经络震荡等物质特性，都有极其相似之处，并且互有信息沟通。正如一个全息照片，如果将其打碎，其中任何一个碎片仍能反映整个照片的全景一样，人与自然的联系也是如此。所以《易经》六十四卦作为构成宇宙间的万物生成的基本模式，便可以概括和包涵宇宙间的全部联系和信息。这正是宇宙是——大太极，万物皆是构成宇宙的小太极“三才同道”，这正是中国《易经》的精萃和本根。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科学家，许多荣获诺贝尔奖金物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易经》理论的现实意义，直接感受到中国《易经》的大科学观思想的价值。实际上，二十世纪的许多科学发展的重大成果表明，现代科学已经不再是一个无统一结构的几何点，而是一门类繁多、层次分明、结构复杂的巨系统。在认识方法和研究角度上，正由西方的分析大趋势，转向了整体综合大潮流，这就是中国《易经》“天人合一”理论，把天、地、人看成宇宙一个整体、一个综合性的自生组织巨系统，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在其中，其独特的思维方法是中国的数、理、象，而不是西方的数、理、化。《系辞》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为什么？我们有着世界各民族领先的、“天下合一”的优秀文化，我们有着世界文化的皇冠——《易经》！
西方科学对事物的本体以分析为主，效发了笛卡尔和牛顿经典科学观思维，把大千世界的复杂事物，用支离破碎的方法分析理解，建立了彼此不联系的诸多科学。
这些各自领域的科学家们，各自钻进自己的家门而苦苦探索。到了20世纪末，许多科学家已经走出家门，进入了彼此的边沿，走进了一个令科学家们头晕目眩的“混沌胡同”，这便是科学家们共同思索的“同一个”：大千世界五彩缤纷，为什么他们各自的规律有这么惊人的相似?为什么对偶的东西可以互相转化?为什么宇宙千差万别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统一性与和谐和性?诸如此类，构成了一个“宇宙之谜”。如此之谜，就是笛卡尔和牛顿来世也许难以回答了。
西方天人对偶的哲学依据，它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中。它提倡人性，批判神性，提倡人权，蔑视神权。但是神权并不等于自然，西方科学却走上了蔑视自然之路，“人是自然的主人”是其发生发展的哲学依据。近代科学带来的不仅仅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及西方国家的发达，同时对自然的无限索取和奴役，更带来人类物欲的泛滥并造成了今日世界的灾难。人类没有因上帝被打倒而获得自由，相反在一切以满足人的物欲为中心的现代科技中，却陷入了更深的泥淖。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率先开始了反思，尤其是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巨匠。
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文·薛定（1887——1961），在40多年以前发表的《泛论形而上学》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可言，没有什么导师可以遵循。结果出现了一种返祖现象；……极端的放荡的利己主义已抬了头，咧着大嘴在笑，它凭着人类原始习惯获得的粗暴力量，正伸手去捞我们这条船上无人执掌的船舵。”
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思•波恩（1882——1970），在《我的见解》一文中更指出，这是“科学兴起的结果，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那末人最终将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
许多著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例如：爱因斯坦在临死前曾和伟大的哲学家罗素以及其他人发表了一个明朗的声明。在林多举行科学讨论会的18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一致通过了一个同样的宣言。而波恩在《原子时代的发展及其本质》一文中认为，在这些科学家发表宣言之后，世界依然如故：“……但没有很多时间来等待他们的言辞生效了。一切都依赖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才能，去重新调整我们对新事物的想法。如果不能这样做，地球上的文明生活的日子就要到达末日。”
近代科学又叫机械论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是还原论、决定论，它认为物质世界的粒子是按照一些机械的线性的因果规律在运动，是可以还原的。人类通过研究部分就可以知道全体；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却并非如此简单。晚年的牛顿领悟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这些天体确实能仅仅由于那些重力定律而持续在它们的轨道上运行。但这些轨道本身有规则的位置，无论如何是不能先从这些定律中推导出来的。他没法解释 这些天体为什么这样排列？于是他只有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
迷信科学的人们却对牛顿更科学的结论大失所望，他在《完美和谐的宇宙来自上帝的统治》说：“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在晚年却令人悲哀地作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完美和谐的宇宙来自上帝的统治，对此，他还进行了‘科学’的论证。”那么虔诚的“科学”信徒必定更无法理解“以理解上帝的精神为己任”的爱因斯坦。其实这正是科学伟人不断探索的彻底的科学精神。晚年的牛顿并没有回到神学的体系，他上升到一个新境界，他再三强调了：“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
爱因斯坦持相同的观点，他在《科学与宗教》中说：“宗教导师们必须有器量放弃人格化上帝的学说。”由此可以判断，近代科学的发展让他们抛弃了神学的“上帝”；近代科学的不解之谜令他们去追寻那个宇宙真正的主宰。而这个主宰就是中华民族8000多年以来所唯一信奉的“天道”——《易经》的“天人合一”理论。尽管如此，牛顿在《完美和谐的宇宙来自上帝的统治》中还是认为他发现的那么多的定律对于人类来说足够用了，但对我们来说，能知道重力确实存在，并且按照我们所已说明的那些定律起着作用，还可以广泛地用它来解释天体和海洋的一切运动，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科学的发展却出乎了牛顿之所料——这个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一直独霸天下，几乎无人反对的 “牛顿经典力学”进入20世纪之后，却遭遇了不测。
李曙华在《从信息论到混沌学》认为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以及在宇观世界中不再适用；在接近普朗克常数的微观世界，也不再适用；在宏观世界的复杂系统，也不再适用。
20世纪末，国际力学学会主席向人类致歉：“我必须以广大力学科学家的全球集团的名义说话，我们集体一致请求原谅，因为我们把接受教育的人们引向谬误，传播了关于满足牛顿运动规
律的系统遵守决定论的思想，然而1960年以后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已成为现代人类教主的“近代科学”，为什么会遭此惨败？“控制论之父”维纳（1894——1964）在《偶然性宇宙》中的分析切中要害。他说：“它把宇宙描写成一切都是按照某种定律精确地发生的。”但是“这种描述，从实验上永远是既无法全部肯定，也无法全部否定的。……用我们的不完备的实验永远也不可能证实这些或那些物理定律是否正确到最后一位小数。”——这就是近代科学的理论与实验之间永远不能克服的“二律背反”！
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序》说得更形象：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机器时代热烈地拥抱了把整个宇宙描绘成一个机器的那些科学理论。……似乎仅仅证实了宇宙宛如一个工程师手中的玩意儿。现实世界却不是机器，而是充满变化的互相联系的有机的整体——这就是近代科学的世界观与客观世界之间永远不能克服的“二律背反”！于是在现实世界的绝大部分中，近代科学不科学了！ 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科学彻底抛弃了近代科学对世界的机械论认识，如普里高津在《对科学的挑战》一文中指出：“现今的科学已不再是这种‘古典‘的科学了，把一切自然之物归入少数几个‘永恒’定律的企图已被放弃。”可见曾经一统天下的近代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一个阶梯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几千年以前的中国《易经》就是有机自然主义的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生到死的有生命的世界。
西方的科学家仍惊奇地发现，中国古老的6000多年前的《易经》理论，其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统一论。其明显的模糊性和巨大包容性的大科学观，却能完美地解释现代科学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现象。尤其是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些新发现、新认识、新观念，
表现出了与《易经》理论高度的整体性、综合性与一致性。特别是宏观大宇宙和微观粒子小宇宙的统一性与和谐性，更使物理学家们惊叹中国《易经》的科学价值。
于是，世界上众多的科学家，包括那些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开始关注、探索现代科学技术和中国传统文化《易经》的玄秘了。《易经·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经》寓蕴丰富博大的科学内涵，现代科学许多学科原于《易经》大律，例如电脑。电脑具有惊人的数据处理，存贮记忆、逻辑判断、分频统计、模式识别、多维图象、智能诊断、自动检索等功能。同时，可以获得二维、三维和混合卦的象数解、《易经》数理基本公式‘亏其解，模（即《易经》的率）论的附予犄数、附予耦数解和推广各种数的模数解答；二进制、三进制、十进制和r进制整数解；易图用阴爻阳爻两元素的无限重集的排列解；八卦、二维、64卦、三维以上64卦、九卦与81卦和混合卦用三爻的三元素有限和无限重集的排列解；
《易经》的二项定理解及两仪、四象、八卦、64卦的几何解；
《易经》的阵解答、易周的相乘、相重即衍生，并解答易卦的错综对称性，更解决了两仪、四象、八卦、64卦的一系列的规阵和其转置规阵解；
《易经》的对称性、生成群和阴阳反演对称群等组成的数学群论解；
《易经》的阴阳和卦变规律得象数的进化和循环问题，解得象数的对称群，系统的封闭性，阴阳的对偶性，封象的对称性，阴阳守恒律，阴阳平衡律，阴阴转换律；《易经》同余式解得变卦法、释卦法和成卦法的有规律程序等等，等等。
电脑的基本愿理是《易经》大律，又反过采证明《易经》诸律。
由此可见，组合数学为基础的现代化电子科学技术与《易经》的关系。
《易经》的64卦可以纵横结合化学元素的八族与7个周期。在目前国际学术界还没有肯定地公认化学元素的总数和全部化学性质的情况下，暂时只能按原子量即按核电荷数或核外电子数来组合元素周期表，甚至还可以有科学根据地预测若干目前未知的元素。这些化学元素周期表新排法已有矩形、圆形及椭圆形等方案，充分说明《易经》数象理规律的大科学观。
《易经》的变卦法反映了阴爻阳爻的进化和循环规律，进化规律反映得两仪、四象、八卦，分别为N，等于2nN，分别为2，3，4，并可以次类推为进化无止境。这符合“穷则思变，变则通。”循环规律含有周期性的阴爻阳爻守恒定律、平衡规律及置换规律，这些都属于数学中的排列和组合问题。《易经》象数纳人数学规律中，还有助于卦变操作的理解。所以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道。”
《易经》八卦实际上，是模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一种巨大的宇宙系统模型，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64卦和384爻构成太极巨系统系列，全面系统地说明了宇宙万物阴阳对偶变化统一的规律，具有严密系统观念的大科学观。
《易经》大科学观具有鲜明的为人类避凶趋凶的目的性；具有八卦系统不同层次相互的集合性，要素集与目标集是相对应的，通过目标集的对应分析就可找到构成系统的要素集；具有宇宙万物的相关性。乾立万物之始，坤立万物之成。乾坤二卦变化而成64卦，表示天地万物的产生、相互联系、发展、变化、相关性的有序思维；具有领属、从属结构有序的层次性，体现了大系统目标逐级的具体性；同时，具有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诸要素组成
的有机整体性，64卦综合模拟天道、地道和人道，构成了宇宙的巨系统，客观的反映了未来世界。
人希望能认识世界，利用世界，利于人类，古今的科学家们何偿不运尽机关寻找一个万能的公式!
科学家们从爱因斯坦到拉普拉斯，到李约瑟，他们都在苦苦寻求。他们灵悟到宇宙间应当有一种公式，有一个数学大简至美的完善公式，这个公式可以解释宇宙间一切现象、一切力，可以解释一切定律、一切变化，但由于他们受到各种各样原因的限制，尽管他们耗尽了心血，遗憾他们没有找到!
当卡笛尔和牛顿的西方分析科学精典理论走进深沌胡同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宇宙的代数式原来在古老的东方，宇宙代数式的创始人原来是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在6000多年前已经创立了，这便是中国《易经》两仪、四象、八卦、64卦、384爻的宇宙天道大科学观。当人类面临集体生存危机的时候，当代人类精英才发现到中国来寻机这个“天人合一”的拯救人类集体生存危机的理论！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中国《易经》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全球性的“伏羲热”“伏羲文化热”“易经热”，惹得西方一些远见卓知的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医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考古学家、地质人类学家、人体科学家、遗传基因学家、经络学家、光电传导学家、电子学专家、星系力学专家、气功学专家及各方面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对《易经》进行探索和研究。
在中国的大地上，在《易经》的故乡中国，感到非常遗憾是中国人却把《易经》扫地出门，视为占卜算命“封建迷信”。中国人把老祖先留下的中国文化根丢弃了！中国人把人类文明的根
本忘记了！把中国的“传家宝”丢了，把《易经》丢进了垃圾箱。这实在是民族悲哀，实在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