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距统天殿十丈许，即为显仁殿，亦为太昊伏陵陵庙重点古建筑之一。显仁殿重檐歇山式，面阔7间，进深5间，建于直壁式台基之上，前后13级垂带式踏跺，砖砌象眼，檐柱24根，老檐柱18根，金柱8根，古镜式柱础，明间和次间均为棂子格扇门，尽置棂子隔扇支摘窗，后有框槛式板门。老檐门装有砖墙，砖墙和檐柱之间形成迥廊，单檐单昂三踩镏金斗拱，昂尾与下金桁相接，下檐一斗二升交麻叶头斗拱。檐柱和老檐间有双步梁和穿插枋相接，双步梁上由瓜柱承托月梁式单步梁和檐桁，瓜柱月梁间饰一斗二升斗拱承托下金桁，前金柱柱头承五架梁，五架梁上用柁墩承托三架梁，三架梁上承托上金桁，三架梁上脊瓜柱承托脊桁。中金桁、上金桁均为一斗二升交麻叶头攀间斗拱。龙凤大脊，雕龙正吻，垂脊有兽，上层戗脊自上而下为鱼、狻猊、海马。下层有围脊，角为合角吻。籽角梁头有套兽，四角悬凤铎。灰筒瓦覆顶，显仁殿结构朴实，端庄严谨而雄浑。殿前昔有铁熊一对，殿内坐落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三像。太昊伏羲氏圣坐于中，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左右配享，后废于民国战乱时期。因此说，显仁殿废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三皇像是近百年的事。
1995年女娲像始立于显仁殿内。显仁殿之所以名为“显仁”，“显”，彰显，突出一个“仁”字。显仁殿位于太昊伏羲陵主体建筑统天殿之后，仅距10米。九数为大，到了十数要归零，归零就是归。土纳万物，从数上可见显仁殿所显之“仁”其位置的重要。伏羲八卦、《易经》——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精萃的一个字——“仁”。
何为“仁”？“仁”字，古字为“芯”，意为千人一心，众人共认共识。孔子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品质。“仁”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是孔子理想中的普遍的社会道德风范，又是孔子心目中君子道德修养的标准，他多次谈到“仁”，诸如：《礼·礼运》说：“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论语·颜渊篇》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论语·里仁篇》又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儒家的继承人孟子也多次谈到“仁”，诸如：《公孙丑·章句上》说：“仁则劳，不仁则耻。”《告子·章句上》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的解释是多样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它的内涵是丰富的、深厚的。其包含了伦理、道德诸多方面的原则，“仁”具有复杂的心理要素，体现为：
1．《论语·颜渊篇》释“仁”说，“仁者先难而后获”，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2．《论语·颜渊篇》释“仁”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说“仁”是人言语、行为的准则。3．《论语·子路篇》释“仁”说，“刚颜木纳近仁”。这也就是说，刚强、坚毅和大智若愚的迟钝、纳言，是接近仁的品格，相反，“巧言利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施篇》)而伶牙俐齿、巧言悦人或者笑脸知迎、虚伪奉承的人，不可能有仁德。《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儒家理想的、崇高而神圣的道德境界，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服务的。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完成了一哲理性的升华：“礼”——“仁”。
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源于中国的本源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答曰：儒家的“仁”是中国本源文化的大中和谐理论哲理的升华。
孔子受到《易经》大中和谐理论的启迪，第三次来陈国，那时他已经60岁了，在陈国他提出了儒家的最高思想境界——“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源于伏羲八卦。乾坤是天地的门户，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除乾坤这个天地门户之外余下六卦，每卦六爻，东离到西坎，东北的震对西南的巽，西北的艮对东南的兑，六六三十六爻，其阴阳都平衡对称。“八卦是三十六处都是春”，是说，春、平安，真、善、美，是全息的、平衡的，当然，也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
伏羲画八卦发现了这个规律，天体必须这样，不这样的话，僭越了个别的位置，天上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水星等就要越轨，就要碰撞“打架”了，就会出现“星球大战”。
在人世间，人要生存，要和谐，也要遵循天道规律。首先要明确人类的位置，不明确自己的位置，僭越别人的位置，不讲秩序，天下就乱套了，就要发生战争了。
人是以人群而生存，人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人不是孤立的，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在远古伏羲时代，没有人群，人就要被野兽吃掉，所以讲究人的群体生存。随着历史的进步，“一夫一妻制”产生，家庭产生，私有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对人类生存的物质财富，出现了分配问题，远近亲疏分配产生了公与私。你多得了，我就少得了；你占尽了，我就没有了。
几千年来的诸侯混战，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是权力之争，但说到底是物质财富之争、分配所得之争。“中”是什么？是大家各站各的位置，共同存在，像享受天上的阳光一样，像分享大地的水分营养一样，不要超过各自位置与区域的界限，超过了各自位置与区域的界线，那就是不公了，那就是不“中”了，是没有行天道，没有天德，没有地德。所以，“中”是天道的大公。
周公在《周礼》中提出了“礼”，孔子在天下大乱的春秋，崇拜周公，面对乱世，提出了“克己复礼”，提出至公、至大、至中的“中庸之道”。中庸就是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就是适中，就是明确自己的位置，不要僭越别人的位置。这是说的礼序，办事要讲礼序。至而由“中庸之道”的“礼”升华到“仁”。
“仁”是什么？“仁者爱人”，所谓“爱人”，不是只爱哪一个人，是人都要爱。爱老人，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别人，像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博爱人人。“仁”的出发点是善，是礼，是大中之公，是恢复人性。
《论语·颜渊篇》释“仁”又提出“忠恕”。对上忠，“上”指祖上、上级，忠上是一种崇高道德和品质的表现；对左右，对下级，要“恕”，“恕”就是宽容。天下包容为大，包容是大地的美德，与四面八方的和谐团结，形成人自身的生存圈、保护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首先要自己心正，正己才能正人。自己不愿做的事，不要让别人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让别人去做。不讲别人爱不爱自己，自己要爱人，要主动施爱。不讲别人是不是能够宽待自己，自己首先要宽待人人，包容人人。
《论语·卫灵公篇》说：“志士仁人，无以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一个有仁心的人叫仁人，一个仁人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论在什么地点，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把做“仁”看成是一个人节操的存在，不要做伤害“仁”的事，不要说伤害“仁”的话，要做“仁人”，说“仁”话，做“仁”事，不能因自己或者小集团的利益而损害“仁”，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也不能做一个不“仁”的人。
《乾凿度》说：“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网罟，以畋以渔，以赡人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治，各安其性，八卦之用。”“八卦之序在立，则五行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故道生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参透了《易经》的核心，提出了儒家的最高思想境界——“中庸之道”，其基础是仁。儒家弟子进一步提出“三纲五常”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施仁系统”，成为中华民族奉行的纲纪。一家一户需要家长，一个氏族需要族长，一个国家需要“国君”，“家长”“族长”“国君”是家、氏族、国家的纲，没有这个“纲”就是一团乱麻，无法梳理。儒家“三纲”，指三条纲领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五项永恒原则——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学的基本道德规范。纲是鱼网上的大绳，与纲相对的是目，目是网眼。举起纲，网眼就张开。目对纲，是绝对服从的关系，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要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儒学认为这五条原则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称为“常”，是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这是儒学的基本道德准则。
孔子儒家学说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源于《易经》天尊地卑、天阳地阴，说的是天道规律，阴阳相辅，主从有次，这个主不是绝对的主，是相对的主，这个次，也不是绝对的次，只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的主，也没有绝对的次。只有天生，没有地养，何为天地世界？只有女人，没有男人，何成人世间？只有君主，没有臣辅，何为天下？这里讲的是礼序，是秩序。没有规矩，何成方圆？
国君是“天”，“天”要像个天的样子，要具有“天德”。国君要想让臣子忠于国君，首先君主要是个君主，要有德有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能 “使臣以敬”，才可能让部下尽心尽责，忠于职守，没有纲常是不行的。君主若不具有“天德”，人民就要把他推翻，就会改朝换代。
在中国历史上，从远古到明清，凡仁德天下，天下有礼，天下仁治，仁则长，仁则久，仁则安。东汉班固撰《白虎通》中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纳才，张也。理也，纪也。大者为纳，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诸父子、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为“六纪”，这是把儒家的“仁”具体化了，整理成“三纲六纪”，构成了儒家的“施仁系统”，成为中华民族奉行的纲纪。这个“纲纪”的实质是大统一。社会制度不论是什么，大同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需要它。没有它，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人不将人，家不将家，族不将族，国不将国。人就没法生存，必然是个了不断的乱世。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历史老人在走，任何一代人都不能主宰，只能顺从，不能逆转。企图逆社会潮流而行那是与历史作对，对规律叫板，无不身败名裂，将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伏羲伟大不朽，因为伏羲顺天应人，顺从天道，顺从规律。母系社会转型父系社会，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这是规律的程序，文明的程序。伏羲一统天下部落联盟，不是用战争而是用利于天下人的大道——“以卦治天下”。伏羲给各个后进的氏族部落传下了先进的网、先进的八卦、先进的制嫁娶等。所以，伏羲能够以本氏族蛇图腾为主体汇融飞禽走兽天下部落万邦，铸造了中华民族雏形，创造了龙天下。伏羲“以卦治天下” “教而不诛”，伏羲从不杀人，让人感到友好，让人感到善心，让人感到真诚而友爱，彼此和平共处，利益与共，“近者悦，远者来”，大家都是好朋友，人世间大和谐，天下大统一，能够易十七主，皆称伏羲，开创了一个伟大的远古太昊伏羲时代。伏羲的这个“征服”用的是“仁”，是爱。“仁”是天道，天道就是天德。以德治人，以德治家，以德治天下，怎么不天长地久呢？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2000多年来，各个朝代基本上都奉行儒术，以儒家理论治国，仁人志士都以“仁”作为做人的准则，“仁”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深入人心。“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坚定不渝地进行仁德的培养。
由于加强了人的道德训练和修养，提高了人的道德素质，言“仁”，行“仁”，施“仁”，为了“仁”，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仁”，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完善的神圣节操，像三国的关羽，千古被尊为“仁义之神”，像宋代的岳飞，千古被中华民族祭祀。“仁”是中华民族的最高道德标准和品质，是中华民族道德与品质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之所在。
显仁殿是太昊伏羲陵庙的主体建筑之一，位于统天殿之后，位置重要显赫。中华民族始祖太昊伏羲的天道——“仁爱天下”之核心。
通过“显仁”可见于世，上下有序，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长幼有伦，亲疏有序，从而各尽其责，各安其分。
一人显仁，一家显仁；家家显仁，户户显仁，一片净土；人人显仁，人人爱人，爱及人人，全民族显仁。那么，我们将是一个显仁的民族，一个显仁的国度，将是一个“礼仪之邦”，将会天下和谐，举世安康，趋向人类文明。
“仁”是什么？仁是善的升华，按照别人意志为别人、为民族、为国家做好事叫“善”，不是按别人意志，而是自己心出自觉为别人、为民族、为国家好事叫“仁”。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阶级、贵贱、尊卑、贫富差距存在中国几千年了，这是客观存在，这是历史，这是社会，这是天下，哪个人能改变得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抓“人心建设工程”，熏陶人心、改变人心，让人趋善，走向大统一是高明的治族、治国上策。圣人孔子又在“善”的基础上，升华了一个层次，让人走进比“善”更高的“仁”的境界，实在是为治人、治族、治国和大统一设计了一个妙境！中国人提出要做“仁人志士”，历史上出现的民族英雄就是中国人的楷模。安邦定国，中国需要，世代需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伏羲八卦、《易经》——中国文化，而至中国传统文化——《周礼》——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 “仁”——中华民族高尚品质与道德节操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本源文化的回归。周公回归、弘扬中国本源文化《周易》，用体现伏羲八卦的“礼”治天下，使周室江山统治800余年。
春秋时代孔子通古今之变，一家之言，提出了一套儒家治天下的理论，在以“礼”为主体的“仁”上，开出一片治乱世、治天下的新天地，回归中国本源文化，前后合观，返本开新，重建政治秩序和以德化民，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奔走于列国之间，结果曲高和寡，如司马迁所说，“孔子明王道，千七十余君莫能用”，“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没有实践他的崇高政治理想就离世了。
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始，肇始儒学治国之先河，从汉到明清，皆皆相从。这个相从，这个相承，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的必然，是伏羲八卦、《易经》的沉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之所以用“沉淀”来形容，因为历史是在兴亡中前进的，盛世就需要伏羲八卦、《易经》的规律来引领，衰退的转化中就丢弃，这大慨就是中国文化与规律同道的最突出的特点。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是有了这个治世的法宝，才保证了我们的祖国2000多年来在发展变化中大统一，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把儒家的最高思想境界“仁”保存下来了，代代相传。在中华民族始祖太昊伏羲的庙宇，以巍峨的显仁殿昭然于世，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师”，熏陶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历史结论：1．伏羲八卦、《易经》是中华文化，是中国大统一、民族大和谐理论之根；2．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2000多年来的历代治国之术；3．“仁者无敌”，“仁”以对方为对偶存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大中执一，行“中庸之道”，行仁道，行王道治国，保证了2000多年来中国版图的大统一，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保证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十三 太始门：原始要终
显仁殿北两丈之距，便是太始门了。太始门为砖拱门洞，居于梯形高台正中，上镶披水砖，嵌青石匾一方，阴刻楷书“太始门”3字。匾上砌门楼式顶，砖雕替木、灰筒瓦盖顶，两端饰挂落台级。两侧有砖砌踏跺25级，可绕殿巡游，所以又叫“转厢楼”。
两踏跺外侧均有护墙，护墙外侧为砖拱圆券掖门，硬山式，清水大脊，砖瓦叠垂脊，有兽，小板瓦覆顶，寝殿坐落在太始门梯形高台之上，重檐歇山式，进深5间、殿内有檐柱20根，老檐柱12根，金柱4根，鼓腹柱础，棂子格扇门。老檐间装有砖墙，与檐柱形成回廊。檐柱与老檐柱间有穿插枋相接。整个梁架用一斗二升交麻叶头攀间斗拱，昂尾承托下金檩。其上清水大脊，龙形正吻，垂脊有兽，戗脊为砖瓦叠脊，依次有海马、斗牛等。岔脊为豸、狮子等，仔角梁饰套兽，灰筒瓦盖顶，龙纹勾头，龙凤八卦爻滴水，四角有风铎，下层有围脊，戗脊屋顶与上层相同。寝殿与太始门浑为一体，古朴宏伟，结构独特。
何为“太始”？
北宋元丰年间发现的《三坟·太古河图代姓纪》说：“清气未生，浊气未沉，游神未灵，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谓之混沌，混沌为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太始之数一，一为太极。太极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极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浊，谓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变也。太易之数二，二为两仪。两仪者，阴阳之形也，谓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数也，四盈易，四象变成万物，谓之太素，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数三，三盈易，天地盈，而生男女，谓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备也。”
我们从上述可知，太始、太极、太易、太初、太素、三才等说明了宇宙起源和万物起源发生的秩序，最初是“太始”。
太昊伏羲陵庙的这道门为什么称太始门？太昊伏羲陵庙由于整个是以八卦布阵，以阵代气，以气辅阵，所以这道门仍旧用“太始”命名，与太极门、先天门等互相呼应，与太昊伏羲陵墓相辅，形象地说明了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是“民族始祖”，置于中华民族的“太始”之位、人根之位。
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始祖，是龙的鼻祖，不论人世间如何崇拜这位“人世间的上帝”，太昊伏羲终究是人，也要遵循天道规律逝世。万物归土，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返璞归真。这个“真”，就是没有，返真到太始，要祭根、念根、思根。
整个太昊伏羲陵庙就是太始之点，因此，太始门又称“寝殿”，即太昊伏羲安息的殿宇。一般人已归土了，何需“寝殿”？之所以有“寝殿”的称呼，这是龙的子孙对老祖先的虔诚崇拜，用一个字概括——“孝”。
“孝”是伏羲文化的沉淀，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华民族报本返始、不数典忘祖的传统美德的体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主体是礼、乐、仁、义、忠恕、中庸、孝道。各个时期的儒家学说，为适应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有所不同，但孝道观念一直是儒家所推崇和提倡的重要观念。
中国文化是阴阳文化，祖先死了，进入另一个世界。孝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以来，中国人都深深地受到这种观念的熏陶和影响。儒家孝道观十分重视死，把“事死”看成是生人尽孝的主要标志之一。
《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从历代所编撰的正史礼志和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儒家历来提倡孝道，并把“事死”或“丧礼”看成是孝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周人受远古祖先崇拜的影响，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
《诗经·周颂》曰：“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
《诗经·大雅》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佑。”
周人这些话意即用追孝来表示子孙后代决心继承祖业，按祖先法式办事，这样一来才会神及皇天、受天之佑。周人对去世的人，尤其对祖先的孝比对活人更为重视，期望得到祖先的在天之灵的呵护。
孔子继承并发扬了《周礼》中的孝道观念，也十分重视孝在丧葬中的作用。
孔子在《论语·为政》回答弟子樊迟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当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久时，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批评道：“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在丧葬上，孔子虽然不主张厚葬，主张崇尚精神性的悼念，但他倡导的孝道观，客观上对后世的厚葬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淮南子·汜论训》曰：“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立也。”作为孔子继承者的孟子和荀子，更是先秦时期儒家孝道丧葬观的代表。孟子认为孝道是丧葬观的主体，积极倡导厚葬，并身体力行，为后世之楷模。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记载了孟子厚葬其母的故事：孟子奉母仕于齐，母卒，他即派弟子充虞请匠人赶制棺椁，并吩咐要用上等木材。充虞认为孟子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椁过于奢侈，孟子告诫充虞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在孟子看来，厚葬非只为观美也，而是为了讲礼尽孝，否则就是不孝。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礼、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风俗。 荀子也十分强调礼、孝在丧葬中的重要性。
《荀子·礼论》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漫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到了秦汉时期，儒家的孝道丧葬观主要反映在《孝经》中，《孝经》是西汉儒家孝道思想的集中反映。《孝经·纪孝行章》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兼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上述说明，祖上过世时，要以哀痛的心情隆重料理丧事；在行祭祀时，要以严肃的态度来追思父母，这才称得上孝。儒家这种孝道丧葬观念深入当时的民心，对当时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汉迄清，各代都奉行传统的慎终追远、事亡如事存的儒家孝道丧葬观，把丧葬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认为孝莫重于丧。在这种儒家孝道观念的支配下，厚葬历代都盛行。
孝道是人际关系的基础、准则，也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比照的第一条诫命，真正的人际关系维系于孝道。交友时看他对父母的态度是不是孝，他如何对待父母，就会如何对待自己亲密的人。孝对于中华民族说来，不仅是一种民族美德，而且成了判断是否可以交友的标准。对于家庭是这样，对于宗族是这样，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孝祖敬祖，仍然是第一件大事。
人从哪里来？要回哪里去？落叶归根，水流千转归大海。报本返始，饮水要思源。“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天生万物，地养万物，我们的祖先铸造了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龙的子孙要敬天，尊重天，爱护天，不可超越天，要顺天，遵命于大自然，遵循宇宙天道规律。要尊地，爱护大地，像爱护母亲一样呵护大地上的一切，保护大地与人类共同生存的动物链与生物链，像大地母亲一样包容一切，和谐人类的生存环境。要尚祖孝祖，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爱护它，要继往开来，保证我们伟大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保证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谐统一，保证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代代相传，永远不被割断。
明代开国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不忘中国人祖太昊伏羲，尚祖尚德孝祖，报本返始，当江山稳定之后，亲自撰写祭文，祭祀太昊伏羲，开创了明代御祭中国人祖的先例，为天下人孝祖作出了典范，至今寝殿内仍立有明正德八年(1513年)所立明太祖朱元璋的“御祭碑”一通，所以寝殿又称“御碑亭”。这通御是太昊伏羲陵庙一通历史最悠久的御碑，其碑文曰：
“赐进士第奉议大夫、奉敕整饬陈州等处兵备理刑、河南等提刑按祭司佥事臣冯相命本州知州杜杰等立石。
“维洪武四年（1371年），岁次辛亥，正月二十二日。
“皇帝御名谨遣会同馆副使臣路景贤敢诏告于伏羲氏之陵：朕生后世，为民于草野之间，当前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三年矣。君生上古，继天立极，作丞民主，神功圣德，垂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岁极远。朕观经典所载，虽切慕于衷，奈禀性之愚，时有今古，民俗亦异，惟仰神君，万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于陵，圣灵不昧，尚其纳焉！尚飨。正德八年岁次癸酉夏六月吉日。”
明代是中国民族文化灿烂的一代王朝，中华文化复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继往开来。
朱元璋不仅肇始了明代御祭、国祭中华民族始祖伏羲的先例，并发出昭书通令全国，各郡县禁止元代祭习的“通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认为这样祭祀有渎始祖伏羲，只有太昊伏羲的故都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太昊伏羲陵庙才有资格祭祀太昊伏羲，同时在京师建的“三皇庙”朝廷祭祀太昊伏羲，突出了祭祀中华民族始祖规格专祭的严肃性与一元性。从朱元璋开创明代国祭太昊伏羲之后，明清两代王朝，先后57次皇帝派钦差大臣来陈州国祭中华民族始祖太昊伏羲。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它的民族文化，如果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灭亡了，那么，这个民族就灭亡了；要振兴一个民族首先要振兴它的民族文化，如果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振兴了，那么，这个民族就会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