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老祖坟”是神圣的民族始祖的象征，是民族崇拜的载体。然而我们的老祖先太昊伏羲生活在6000多年前，与我们隔着一个遥远的历史空间，当时有没有“人祖坟”？何时有了“人祖坟”？“人祖坟”是怎样来的？太昊陵是怎样来的？人们免不了想追根求源，弄个明白。

我们不是盲目的历史崇拜者，我们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历史老人面前，我们首先要正视它，要尊重它。然而要弄清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从考古、先秦文献等大量可靠的史料，来寻觅人祖坟的历史信息。只有在尊重历史客观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上，来慢慢弄清太昊伏羲陵的来龙去脉，以得出一个比较恰当的结论。

太昊伏羲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历史太遥远了，因此，大家谈到太昊陵的历史时，一些文献常说“陵建于何时无可考”。

人世间万般事物皆事出有因，皆有始有终、有因有果，陵是人建的，否则，不会有人祖坟，不会有陵。

“人祖坟”始建于何代？人祖陵何时称谓？我们只能从大量考古与历史文献中得出结论。太昊伏羲是史前的历史人物，是中国人祖，那个时代没有文字，当然没有文字记载。对于最古老的文字的出现，今人的认证是甲骨文，而甲骨文只有3600年的历史，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时代到信史时代，其间有一个遥远的历史空间，这个历史空间长达3000余年。在春秋时方有太昊陵之记载的反映，所以我们谈起太昊伏羲陵的时候，一般常说“无可考”。其实，人世间的事与物都是可考的，人祖坟也是可考的，不过，需要从大量的史料中理清罢了，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发现的过程、论证的过程。我们也要对“人祖坟”、太昊陵的历史进行考证。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中国远古时代的葬制。要弄清远古时代的葬制，我们只能从反映远古时代的可靠史料中去寻找依据。这个可靠的依据只能在“六书”中去寻觅，因为“六书”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夏、商、周三代史书的遗存，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六书”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基石，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石，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很困难了。《易经》是“六书”之一，记载的是三代及三代前遗留的文化，反映了远古风俗，而三代的风俗则反映了中国的远古遗俗。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中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个“古”指的就是中国远古时期。

《周易·系辞》是孔子根据夏、商、周三代之“礼”整理而撰，所谓“经”，是从汉代起对“正史”的称呼。“正史”是历史的记忆与传承，所以《周易·系辞》这个说法是历史的传承，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传承，是可靠的材料。“薪”，是柴草。在远古时代的葬制简单而自然，人死了，在大川上，把尸体放在柴草上，再在尸体上盖了草作掩，不封土，也不栽树作标志。这就是中国远古时代的葬俗。从这种葬制可知，那时候当然没有为坟。 “葬”是象形字，其上是“草”字头，其下是“草”字尾，中间是“死”字。“葬”字形象地说明了古人的葬俗。人死了，放在草上，盖上草，是为“葬”。所以说，“葬”字本身也作了远古时代葬俗的旁证。中国远古时代是原始氏族公社，是一个氏族图腾崇拜的时代，先人认为“万物有灵”，人死了灵魂不灭。这种“葬制”——草葬，延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在远古时代，“坟”与“墓”不是一个概念。“坟”是土堆、高地的意义，而“墓”指平地。虽然二者都是葬人之所，但二者有严格的区别。 “坟”，高，是由土隆起的；“墓”，平，没有土隆起，地面上也没有什么标志。

《礼记·檀弓上》记载：“古者墓而不坟。”这里所说“墓而不坟”，是指人死之后埋葬在土里，地面上没有隆起的坟堆，也不栽树作标志。这就是说，有“墓”而没有土堆隆起的“坟”，在地面上没有标志。《礼记》是东汉戴圣的著作，是继周礼的历史之书，古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礼记》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具有科学价值，戴圣所说的话给我们提供了参考之据。

人是宇宙间的万物之一，宇宙间万物都要遵循宇宙规律，人当然不例外。万物归土，人当然也不能长存，也要归土，若人都不死，地球难以盛下，那就违反了上帝的规律。

万物有“天杀”，一年四季的春生、夏长、秋槁、冬藏，“秋槁”就是“天杀”。草有青有黄，人有生有死。人的生命周期较长，能生存几十年，但也必然要接受“天杀”。伏羲冠了那么多称号，但说到底，伏羲也是人，也是要死的。伏羲这位“人世间的上帝”逝世后也要接受大地湾文化遗址所发掘的“葬俗”，也要土葬。从考古资料可知，伏羲时代已不是草葬，已经进入了土葬，土葬不像草葬，而是把死者埋藏在土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墓而不坟”。而葬伏羲的地方就是“伏羲墓”。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伏羲墓就是后来所说的太昊伏羲陵，是中国远古时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