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昊陵的称呼是怎样来的？

“陵”是什么？古时把石头山称为“山”，把小而尖的山称为“岭”，把大土山称为“陵”，把夹在土山中间那些高高低低的小土山称为“丘”。按照这个关于“山” “陵” “岭” “丘”的原始概念，人祖坟是一个高大的坟、高大的土山，是龙族心目中的大山。

“陵”本身是一个词义的引申变化与借用。《尔雅·释地》中对“陵”的解释是“大阜为陵”，“大阜”就是“很高的山”的意思。《尚书·尧典》中的“浩浩怀山襄陵”，说的是大水就要淹过高山，这里“陵”也是“山”的意思。1976年发掘的殷墟五号墓，是殷代武丁的夫人妇好的坟墓，“妇好”这个名字在甲骨文中出现20多次。其墓圹上夯土的房基，大小与墓圹基本相等，房基上面有排列整齐的柱洞，洞内埋有卵石柱础，房基外侧有成行的夯土柱基，可复原为一享堂建筑。墓上的夯土台基不断增高，成为名副其实的坟堆。妇好墓的考古发掘说明了下列两个问题：

1．在殷代，葬俗已出现土葬、坟墓葬，坟墓也出现了；

2．在殷代，为了祭祀死者已经在坟墓前建庙祀了。

在殷时虽不称陵，但坟墓已经出现了。到了西周及以后，孔子看到的坟堆有方形像堂基的，有长方形像坊的，有作覆斗形如夏屋形的，还有断面若三角形，形成斧形的。从文义上推测，以上当属流行的几种坟的形式。

《艺文聚类》记载：“孔藂子曰：陈惠侯大城，因起陵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二监吏，将煞之，孔子適陈，闻之，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孔子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赦所执吏。”春秋时代，从陈惠侯加固扩大陈城，“因起陵阳之台”，周子游列国见陈侯，登上了“陵阳之台”，即登上了太昊陵南面的高台，可见在孔子之前，已有“陵”的称呼了，“人祖坟”已称陵。从这里也可知太昊伏羲陵历史悠久。

周游列国的孔子将父母合葬后，便“封之，崇四尺”，即筑了四尺高的坟丘，这说明在春秋晚期封土为坟已是当时风行的一种文化习俗。

《周礼·春官》载：“以爵为封丘之度。”《周礼》是周王朝的法典，这里规定墓葬上面的封土的高低是根据死者的爵位而建的。封建帝王地位最高，那么他们的墓葬上面的封土也是最高，用黄土层层夯实，叫做“方上”，远看就如一座小小的高山，所以就用本意表示“高山”的“陵”来表示帝王的墓葬了。

“以爵为封丘之度”，即以地位的高低作为坟墓高低大小的标准与称谓，这是周代之“礼”。正因为“礼”，才产生了坟墓的等级，这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礼”的含义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之间的礼仪，周礼的原始意义，与宗教的祭祀不可分，归宿于原始宗教。

我们从甲骨文中的历史信息可知，殷周之际，或者在殷之前，上帝与祖先合一，祖先就是人世间的上帝，人世间祈求上帝保佑必须通过祖先这个媒介。“陵”称呼的产生，有着深切的历史背景。从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可以听到人类走向文明的脚步声。

董作宾先生是甲骨文专家，他通过研究甲骨文，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得出的结论使我们知道，殷代是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

1．祖先崇拜是殷人宗教生活的核心；

2．殷人对祖先的看法是死犹生、亡犹存；

这是说，殷人相信人体可以不存在，但是“精灵”还是存在的。

3．在殷代就有厚葬的风俗；

殷人厚葬，主要是因为祖先可以降祸授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殷人祖先崇拜所表现的是原始宗教意识，感恩报德的道德意识，是经过天神的道德化、宗教的人文化转变之后，由孔门附加上去的一种伦理解释，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4．殷人崇拜祖先的另一个原因是祖先可以直接晋谒上帝，祖先是上帝与人世间交流的主要媒介。

因祖先成为上帝的代表，因此在卜辞中反而不见祭祀上帝的记录。“不见”的原因，可能诚如20世纪郭沫若先生的理解：“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 。

在殷商时代，上帝就是祖先，祖先就是上帝。殷人的上帝与祖先是一统的，这就是殷人的原始宗教祖先崇拜。在周代原始宗教发生了重大变化，上帝和祖宗神开始分离而独立存在。与祖宗神分离后的上帝在周人心目中是公正无私的，是“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的万民之神。

关于上帝，《诗经》里记述了周代流传下来的民歌。这是民间的，不是官方的，是孔子从3000多首民歌中删定后所剩的三百首中的一首。我们可以看一看关于上帝崇拜的民歌，简直是连编累牍：

《诗经·大雅》中的《皇矣》说：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维彼二国，其政不获。

“维彼四国，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乃眷四顾，此维与宅。”

用今天的白话文大意可释为：

伟大而光明的上帝啊，赫赫威严着天下。

日月的眼睛监视着大地上的所有人，人的要求你无所不给。

那个灭亡的夏殷，都是不给百姓做好事、上帝你惩治的结果。

上帝日日夜夜巡临四方，监视天下所发生的善恶之事。

上帝您偏爱的是天下周朝的大统一，憎恨的是天下分裂。

上帝眷眷严厉地四面环顾，只有这才是上帝所期望的选择与归宿。

《诗经·大雅》中的《蒸民》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用今天的白话文大意可释为：上帝生下万民，万物循天则才能生存。

《诗经·周颂》中的《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用今天的白话文大意可释为：只有上帝的意志，才能创造美好的一切。

《诗经·周颂》中的《昊天有成命》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用今天的白话文大意可释为：上帝早就有命令，让文王与武王继天而王。

《诗经·周颂》中的《我将》说：“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用今天的白话大意可释为：我将供品献上祭台，虔诚地贡上牛羊，只有上帝才能保佑我。

从周代流传下来的这些民歌可知，周代对上帝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上帝管天、管地、管人，天下万民都是上帝所生，天下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连周文王、周武王都是上帝的安排。

同时又可以看出，周朝推翻殷商以后，周代新统治者不仅没有表现出骄傲自居的趾高气扬的样子，反而显得十分谨敬，为如何永保周室王位而忧心仲仲。尤其是夏、殷二朝的相继灭亡，更使他们难解其因。

夏、殷二朝也和周人一样曾承受天命，也曾有过“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袛惧，不敢荒宁”的王在位，最后还是灭亡了。对以往历史的反省，使周人深切地了解到天命不会永远眷顾哪一个王或哪一个朝代，于是产生了“天命靡常”或“惟命不于常”的观念。

殷代与周代的崇拜比较起来，一个明显的界限是：殷崇拜的祖先既是上帝又是祖先，而周代的上帝从祖先神超脱成为了普天下之神，成为裁决天下是非的准绳。这个观念的转变，是中国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转变。

上帝创造了大千世界，上帝是公正无私的。因此，对周统治者来说，要想“祈天永命”，必须公平对待天下，必须仁爱天下百姓。所以，周人提出“天命靡常”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的是“皇自敬德” “王其疾敬德”。这一时期周人的道德观念，就是王者是否敬德，要监之于民的。

《尚书·无逸篇》言周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即言周文王之敬德。《召诸篇》亦明言天之所以命有德者，是因“天亦哀于四方民”。

上帝是公允的，天下的人人都能享受上帝一份公允的阳光，上帝不要求回报，所以上帝才广受天下人的尊敬与崇拜。承命的王者有“德”才能与“上帝”相呼应，只有为天下人人善施，这样的王者才能得到上帝的护佑。周人这种观念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黎明，较于殷代仅仅的祖先崇拜，是一大文明的进步。

这个指导治国的理论，安定了当时周代的政治秩序，引导了周代的政治行为，重要的是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它是中国“天人合一”理论的雏型，这个理论保护了周室江山800年。 

历史是发展的，是螺旋式前进的。周代的天子不可能都一样的能为下民。到了周厉王与周幽王的时候，二王失德，周室腐败，灾祸连年，人民受难，天下怨声载道，周代原先高高在上的上帝被亵渎了，天下人人受到灾难不相信上帝的伟大了，伟大的上帝怎么会不保佑天下人呢？因此，其地位也逐渐下降为与鬼相伴。

周天下失去了上帝的信仰。信仰乱了，没有了主宰。天下大乱，是坏事，也是好事，该乱的时候，就要乱，如果该乱的时候不乱，历史就不前进了，就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正是在天下大乱中，才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比较鉴别中，历史又前进了一步。

没有统一信仰的民族，注定要灭亡；没统一信仰的天下，必然大乱。

到春秋前期，人与上帝之间，不但轻重易位，人甚至成为上帝的主宰。宇宙间的主宰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人世间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统天下的天子。天下争霸，都想当天子，宇宙间的那个上帝就管不下了。人世间没了天子，没有了统一，于是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周代铁打的江山陷入了天下大乱，历史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春秋战国天下大乱500年。

为什么天下大乱呢？因为周天下“礼崩乐坏”。没有了信仰，没有了上下秩序，怎么不乱呀！

孔子疾声大呼的“克己复礼”的“礼”是什么？许慎《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尚书》中的《洛法》《君爽》等篇都是周代文献，“礼”皆指祭祀，祭祀有一套仪节，祭礼的仪节即为“礼”。在某些方面可以说祭祀就是“礼”。古人的观念，只有祭祀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才有一切。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在周代，周人已在礼中注入了人文道德的观念。我们认为“礼”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人伦道德规范的总和。

有了“礼”，就能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了“礼”，就乱人、乱家、乱国、乱天下。

周代的治国理论所依托的《礼》《乐》《诗》《书》的传统以周文王为象征。周文王500年后，孔子出世。圣人出，如何救世，如何治世？孔子继周文王而绍承天命，希望周人的天下，永远不要走上夏、殷覆亡的命运，以复兴周道为己任，上帝的天命成为他精神上的一大支柱。在周人“天命靡常”的观念中，天公正无私，它仍然高高在上，权威依旧。在孔子“文不在兹乎”、“天生德于予”和“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自信中，认为“己之道，即无所欲行于世之道”。前者的主宰仍是天，后者已是天从人愿，人自身已成为主宰。孔子建全了“天人合一”的理论，整理或删定“三礼”，三礼指《周礼》（又名《周官》），《仪礼》《礼记》。《周礼》是一种政治社会的全盘设计，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社会。

我们从上述可知中国原始宗教及其转化的过程，奠定孔子人文主义的基础；周文王的传统，提供孔子历史的动力与文化秩序重建的资源；周公其人成为孔子心目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典范，激发了孔子人道主义的救世热情，成为了孔子“礼让为国”以及“以礼治国”的理论基础。

孔子从作为“礼”之主体的“仁”上开出一片人文主义的新天地，使“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巨大功能，这也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周礼。 

《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予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礼”是孔子寻求救世、治世方法的经典，是由伏羲时代的上帝崇拜，到殷代的祖先崇拜，到周前的上帝崇拜，历周厉王、周幽王后的乱世，长期的本源文化演变而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中国本源文化——伏羲文化的回归，是中国文化完整的 “天人合一”的理论。孔子的《周礼·春官》所说“以爵为封丘之度”，是“礼”，遂成为千古定制，成为了“法典”。从此，帝王的墓葬的专称就是“陵”了。依规定皇帝的墓可建九丈高，诸侯的称“冢”，不得超过六丈，大夫的墓称“坟”，老百姓的墓称“墓”，不但要称为“墓”，还受限在三尺以下，否则就是违法，要受处罚。

在阶级社会里，人分王、侯、大夫、百姓，三六九等，有尊卑、上下之分，这些少数的贵族，在大多数人的白骨上建筑了他们的人间天堂。即使人死了，不屑说要民陪葬，大量的随葬品供他们死后享受，在阴曹地府他们与百姓也有区别，人死后同样等级森严，连坟墓也有别称，因死者的身份、地位而称谓不同。坟墓因死者身份尊卑而衍生出许多不同称谓，这就是“秩序”。

太昊伏羲陵称“陵”，从《周礼》立法，就由殷代的“人祖坟”称“人祖陵”，即太昊伏羲陵。如果周时不称“陵”，孔子从魏国到陈国后，不会登上“陵阳之台”。历史的真相是：从周代起，“太昊伏羲陵”的称呼是一代接一代的通称，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