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伏羲文化讲堂
主办单位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淮阳研究中心
淮阳伏羲文化研究会
第五节 甲骨文的虙戏（伏羲）试探
一 温故知新
已亥春节至，伏羲画卦，制甲历，始于甲寅，方始春节。一年之始，送旧迎新，是祀天之时，祭祖之际。
“敬天孝祖”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敬天者，即信仰天道，信仰规律，知行天道，知行规律；孝祖者，知行人伦，崇尚道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数典忘祖的民族，“吃水不忘掘井人”，羊羔跪乳、乌鸦返卟，知恩报恩，生物即有。人不可忘本，要知行感恩，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四个大字－－“敬天孝祖”。
“敬天”者，即敬畏天道、信仰“天道”。天是万物的本源，我们看到了天的阳世界，我们看不到天的虚拟世界，这是两个平行的、相互转化的阴阳世界。天同时是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情操的来源，是中国文化的来源。这是伏羲的发现。人对的天要敬畏、对主宰天的天道要敬畏，这就是要敬畏大自然。天是宇宙大自然，道是宇宙自然规律，信仰天道，信仰规律，知行天道，知行规律。这是宇宙观、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中国魂、中华民族魂。宇宙观、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决定个体人、家庭、民族与国家的方针、走向、道路、命运与未来，保障了中国始祖大统一、中国文化大统一、中国治道大统一、中国疆域大统一、中国历史大统一、中华民族大统一、中国国家大统一。
“敬天”者，于人世间，“天”是国家、民族，对国家民族如岳母所剌之“精忠报国”，如文天祥忠于国家之赤诚，如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之热爱，珍之如母亲，爱之如生命，惜之如眼睛，要自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守一执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兴亡，人人有责，以国立人，以国立家，祖国为一，家国为一，化人心入天心，化人性入天性，化人道入天道，筑我长城，强我中华。
“祖”者，人源之由出。汉字“祖”字左“示”，指祭祀；右“且”，郭沫若甲骨文释“祖”曰“男器”，这个“祖”指对男性祖先的祭祀，指人类进入父系社会的男性祖先。孔子在《易经系辞下》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我们研究中国远古史，圣人说，这位男性中国始祖确指伏羲。
生己者曰父母，父之父曰祖，祖父之父四曾祖，曾祖之父曰高祖，高祖之父曰天祖，天祖之父曰烈祖，烈祖之父曰太祖，太祖之父曰远祖，远祖之父曰鼻祖。祖者，即：父、祖、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远祖、鼻祖。因人怀胎，鼻先受形，故鼻祖为始祖。伏羲是中国鼻祖。孔子说伏羲是中国效发天、发现天道的始祖。所以中国尊伏羲，曰中华民族始祖。
“孝祖”者，是对生命本源的尊重，是对民族祖先的尊重，也是对个体自身的尊重。
中国是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龙的民族，龙的传人有共同的生存家园与共同的精神家园曰“祖国”。“祖国”者，中国。“祖”在前，“国”在后，有祖才有国，祖在国方在。所以，中国历史说，去祖亡族，去史亡国。失去祖先，这个民族的命运是灭亡；失去了祖先，“祖国”不存在，这个国家的命运同样是灭亡。
“祖国”者，有祖才有国，才有“祖国”；有了“祖国”，才有个体人、家庭、民族、国家的存在，才有立足之地，才有民族安全，才有国家安全，才有中国人生存的基础环境与生存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家，何有中国人的生存。
知行天道，知行规律，报效祖国，热爱祖国，奉献祖国，公为祖国，曰忠孝，曰行孝道。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称之曰“君子”“大人”“贤达”，他们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守望着中国文化，守望着天道规律，以公立人、以公立家、以公立族，以公立国。他们不计名利，杀身以成仁，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不论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文化决定是主流，各个时代都层出不穷，所以中国生生不息，世世新、代代新、一代更比一代强。“君子”“大人”“贤达”成为中国做人立世的基石。舍之、反之，中国文化称“伪君子”“小人”。他们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假公济私、阳奉阴违、有奶就是娘、嫉贤妒能、出尔反尔、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弃族忘国、得意忘形，欺天骗祖，他们“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各个层次都有，大的窃国，中的盗财，小的害人，祸国殃民。“君子”“大人”千古流芳，世代楷模；“伪君子”“小人”嗅名昭著，为国人不耻。而“敬天孝祖”是“君子”“大人”与“伪君子”“小人”的分水岭。
中国文化父母为天、师长为天，尊孝父母、师长，是人生命、生存的回归，也是人命运未来的展望，子之孝，父之德，忠于祖国，孝道父母，孝道师长，史来是中华美德。
汉字“孝”与“效”相通相假。“效”是后从先，是子对先人模仿，其意效法，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国文化的教化就是一忠二孝。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孝道父母，孝道师长。汉字的“效”字构造是六合相交，左是“交”，“交”，上是“六”，天地六合，下是“×”四面八方得惠统一、安宁呈祥。“孝”是无私奉献天下的本意。孝者，法天，法天道，行规律－－天心、天性、天理，其一真、二善、三美，反之是假、恶、丑。
何为真、何为善、何为美？天有其道曰天道，地有其道曰地道，人有其道曰人道，天道、地道人道曰真、曰善、曰美。人在天地间，识天识地识人，象天法地，文化文明，来处即去处，不忘本根天源，知恩感恩曰良心。所以，中国文化做人做事，
敬天曰祀，尊祖曰祭，祀天祭祖，天安人静。孝祖曰人伦，曰道德，曰秩序，曰治世之道。效天、效地行天道，规律铸灵魂做人，遂成中华美德－－孝道。
商鞅、司马迁等都说“宓牺教而不诛”。伏羲定天下、治天下，“教而不诛”，用天道信仰规范天下人心，教化天下人心归一，依规律治世治官，治世不杀一人而天下平，伏羲效天、效天道、效规律，是最大的效。所以，伏羲是千秋万代治世的楷模；所以，伏羲走进世世代代人心；所以，伏羲被尊为中华民族始祖世世代代国祭。
我们祭祀伏羲，最核心的就是弘扬伏羲效发天道，“以卦（规律）治天下”。
天曰大，大曰公，公曰尊，尊曰刚，刚曰信，信曰强。强则立，强则生，强则久，所以强曰善。
上善、下善、左善、百善、中善，天地六合、四面八方皆同曰“百善”。中国有句妇孺皆知的箴言“百善孝为先”。曰“善”天，天无私覆，资生万物，无私奉献不索取，这是天的境界，是中国治者清官的境界，也是能成天大事、建大业的境界，又是美满人生的境界。人达到了这个境界，才能高瞻远瞩，才能拥有天能天力，做成俗人看来根本想不到、做不成的大事。一个整日盘旋在屋檐下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鼠目寸光的人都是小肚鸡肠、自私自利、计算别人的人，都是不讲别人死活、用尽关要捞一把的人。他们对天、对天道、对规律付之一笑、嗤之一鼻。但走过去回头看，无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谁戏弄了天、天道，毫不客气，天、天道也不饶恕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幸福人生总逃离他们，结果或碌碌无为，或庸俗一生，或昏昏噩噩，或挫折连连，或灾难不断，或走进地狱，为什么？缺少善心，没有天心，总想渔利别人，人在做，天在看。看不起天，得罪了天，天道不佑，规律惩罚，位极人臣，权贵人上，突然会东窗事发；拥有亿万，飞来一难，万劫不复。天道大公，天杀无赦。终生悔矣，但人生没有第二回。
“人”需要“两个环境”，一是“大环境”，这就是认识宇宙自然的大世界，需要超越自然才能认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二是“小环境”，这就是人本身的小世界，“认识人自己”这个“人”，是“个体人”“家庭”“民族”，又是国家，如何生命、生存、生产、生态、生生不息？但认识自己人很难，世界“五大宗教”都是“两个认识”的结晶。其实这两个大问题，伏羲在8000年前全给我们解决了。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天如何做，人怎么作，人就就会像天一样又大又强。大道很简单，人道并不复杂，是人被一个“私”字缠住了，“私”生俩子，一个叫“利”，另个叫“名”，“爷儿仨”把“公”字丢了，把自己搞复杂了。
“生”与“死”是一对冤家，“公”与“私”是一双对头，“生”是“活”，人要“活”，就必须认识天。这就是中国百姓常常所说“天叫你活你就活，天叫你死活不成”。
百善归一，万善同归，曰天下大同。大同社会是人类理想的社会追求。中国至夏，三皇五帝时代结束，进入阶级社会，大同社会虽结束了，人的价值仍体现在对“万善同归”大同之公的追求中。
伏羲8000年前画八卦画出了天下大同、天下大公，孔子2600前提出了大道为公，孙中山先生提出救国救民的方针是天下大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是天下大公，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还是天下大公，蒋介石拥有800万军队输在非“天下大公”。
中国文化用“祀天祭祖”四字概括，用一个“孝”字总纳，用一个“善”字示“天下大同”谓“百善”。“百善孝为先”成为中国文化基因，刻在中国人的心里，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国文化的血脉，
孝是人生之本，不孝者连父母、师长都不放在眼里，岂能治好一个家，岂能能治好一方，撑起一片蓝天。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官员都是忠国孝祖者，只要中国在，只要中华民族在，就有中国的孝道文化存在。这就是中国世世代代国祭中华民族始祖的原因。
周公在3000年前，甲骨文到金文过渡，文字成熟，为中国第一次建史，记载了治世的“规矩”称为“礼”，礼者，说的就是治世的规矩。繁写的“禮”字，用丰盛的美酒俎豆祀天祭祖曰礼，进一步说用祖传的天道规律做人治世曰礼。周朝“五经”中有《礼记》，以礼治世，开辟江山800年。周公之后是老子，五千言曰《道德经》提出了“德”，知行道曰德，换句说知行礼曰德，按秩序作为曰德曰仁。孔子的“十翼”记载了“天道”，象天法地弘扬了伏羲，《论语》细琢之。世易时移，在阶级社会里，商鞅提出“法”，“法”超越了自然天道，进入了“时代”而利当代之“法”，然而也是世易时移之秩序。这就是“天道”远远高于“礼”“法”之上，是其滥觞，是人间万善之所归。
中国文字是图象文字，最早的文字是伏羲八卦八个符号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依次是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个字，它不仅是图象文字，是原生文明，也揭示了天道自然规律。
《左传》说“祀、戎，国之大事也”。古人为什么把“祭祀”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要看看甲骨文“伏羲”的本意。
温故知新，知来知往，知始知末，知祖知己，知天知生，这就是为什么“复兴中华必须复兴中国文化”的原因。
二 查文字“虙戏”（伏羲）的渊出
人类二三百万年的历史，全部是蒙昧时期与野蛮时期的野蛮史，对宇宙本质与人“生死”没在达到理性认识，与其它动物一样，顺天而生而死，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没有理性概念，没有灵魂概念，也没有求生来世概念。
《易经•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天下”是远古中国的称谓，那时没有国家，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从“天下”计始，由此计中华民族肇始、中华文化肇始、中华文明肇始，伏羲王天下、始天下、定天下、治天下，伏羲这个人物是没有疑义的。孔子与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史都占有重要地位，二人都言伏羲画八卦①，没有伏羲画八卦，夏无《连山》，商无《归藏》，周无《周易》。这是历史对伏羲的肯定。伏羲八卦《易经》揭示的是天道，是宇宙规律，不仅是中国始的人伦信仰，也是中国上层建筑的精神信仰。
伏羲画八卦，认识了阴阳两个世界，认识了天道，认识到了万物包括人在内同源于天，由此认识到了大自然的宇宙天上帝信仰。在这个物我混同、人神杂居的世界里，人类向天求生，求风调雨顺，上帝是生命来源，所以上古时代诞生了对上帝祭祀。
祭祀是上古的大事，直到春秋，《左传》说“祀、戎，国之大事也”。上古人间两件大事，祭祀总括了上层建筑的全部。
祭祀是信仰，信仰是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然而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却没有文字。三皇五帝时代是氏族公社时代，至距今4000年左右，夏建立了国家，19世纪初年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并非是朝一夕的创造，是在遥远的历史长河里古人一步步创造的积累成果，是上古文字从符号到文字的文化记忆，祭祀在甲骨文中蕴藏与发现。
若从从甲骨文下手，若发现“伏羲”二字以解，认知其字其形其意，也就比较接近原本其意，很多后人不能解释的问题，就一清二楚了。因为文字出现后并非固定不变的，非知原意，以世人后来文字论断，往往会南辕北辙，如甲骨文“虹”字，原意是一条横贯天空的两头蛇图像，如“身”古文字原意是腹中有孚的女子图像，反映了商殷社会生活，反映了公元前1500年前的历史。这就要翻翻甲骨文字典了。
“虙戱（戏）”二字首出《管子·封禅·第五十》，管子是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称伏羲写作“虙戱（戏）”。管子早孔子175年，孔子称伏羲为“庖牺”。
三 甲骨文中的“虙戏”
李平是当代甲骨文专家，在甲骨文考古与中国古史的研究中是杰出的一个，他在《甲骨文新释读》②说：甲骨卜辞（合集10970正）：伏羲的“伏”字写作“虙”，为“虙戱（戏）”。在甲骨文中有“虙”写作：字。
字去掉两点、去掉了一个黑点，就成为甲骨文字，释为虍。虍是汲水器的尖底陶瓶。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从裴李岗、后李、大地湾等文化可知已经出现了尖底陶瓶。
1、，祭祀的容器陶器；
2、，甲骨文的“心”字。
3、下面是两点水，水溢出，丰盛酒浆的敬献形象。
虍，《说文·虍部》曰：“虎文也，象形。”《字林》曰：“虎文也。”《六书正讹》曰：“象其文章屈曲也。”按《说文》、《字林》、《六书正讹》所述，虍就是弯弯曲曲的虎的花纹。、二字应释为虍，则可释为容，而（虙）是一种可盛液体的陶器。其上是虍，其下是甲骨文的“心”字。
甲骨文的“心”字其它写法
见甲骨卜辞（佚677）：甲骨文字形整体仍然是虍形，可释为字。即饮器。甲骨卜辞（佚677）释为丁酉飤不其…。甲骨文释为飤，《说文》曰：“粮也。”《玉篇》曰：“食也，与饲同。”《晋书·王荟传》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饿者。注曰：“飴”，音嗣。飴，《玉篇》曰：“饧也。”《六书故》以米糵煎秫爲目飴也。《释名》曰：“飴小弱于饧，形怡怡然也。”《本草》曰：“胶飴干枯者曰饧。”《诗·大雅》曰：“堇荼如飴。”《周礼·天官·盐人》曰：“王之膳羞共飴盐。”注：“飴盐，盐之恬者，今戎盐有焉。”以上对“飤”、“飴”字的解释看就是用粮食制糖。段注《说文》注飴曰“米糱煎者也。者字今补。”米部曰：“糱，芽米也。”火部曰：“煎，熬也。以芽米熬之为饴。今俗用大麦。”《释名》曰：“饧，洋也。煑米消烂洋洋然也。饴，小弱于饧。形怡怡也。”《内则》曰“饴蜜以甘之”。饴蜜者，不是糖，是酒。因此，从甲骨文的搭配可以发现这种器物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器具，而不是汲水器，而是祭礼的酒器－－祭器、祭物。
《汉语大字典》虙字解释说：“fu ①虎貌。《说文·虍部》：‘虙，虎兒（即貌字）。’②通‘伏’。藏，埋伏。……又虙羲氏，即伏羲氏。《颜氏家训·书证》：‘张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汉书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谧云：“伏羲或谓之宓羲。”商鞅，司马迁所称“宓牺”的“宓”实际上是同一个“虙”“”字，其上是“虍”字，下皆是心字，是甲骨文字的形变。虙字的涵义是为“虎貌”、“埋伏”、“蔽藏”，“虙”、“虑”（虙）、“宓”三字同源同形同意，音同伏羲的“伏”。
甲骨文有伏羲的“伏”字，参见马如森：《甲骨文实用辞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如下：
这里第一种解是后人对“伏”字的望字生义，第二种刘安的解同样是望字生义，第三许慎所解无解，第四种以卜辞解风，伏、风相通假近接近原始意，言“北方曰伏”，实言是对八方的舞祀。《左传》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陆德明释文：“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融风。”《左传》所说是舞之八音以节，是来自祭祀的八风，而陆德明把祭祀之核心抽掉了，仅指自然界风了。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则作“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亦指自然界风了。
吴苏仪：《图解说文解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四 金文的“伏羲”：
到了周朝的金文，“伏”字的解为后世今人的隐藏、藏匿了。 世易时移，文字变化，有些字已脱离原字的本意。如甲骨文“虹”字，原是一条横贯天空的两头蛇图像，如“身”古文字原意是腹中有孚的女子图像，在周朝金文中对“伏羲”“伏”字与意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要从最古最早的文字“虙戱”来认识“伏羲”原本始义。
孔子在《易经系辞下》下“庖牺”，早于孔子的管子，伏羲作“虙戱”，保留了伏羲二字最早的字形“虙戱”。《汉语大字典》“犧”字解释说：“xi ①古代供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说文·牛部》：‘犧，宗庙之牲也。’《六书故·动物一》：‘凡畜之牡，毛羽纯具者，犧也。’…… 成为宗庙祭司的牲畜。……”这一涵义在后世演绎成为“犧”字，并又被“礼仪”化为毛色纯的、长得健壮的、最好的、专门用于祭祀的“牲畜”－牺牲，后世文字形成产生与演绎过程中，成为“虙”与“犧”两个字。《汉语大字典》羲字解释说：“xi 气舒展而出。“羲”字上面的部首不是羊字的简写，是甲骨文串或一串丰盛祭物的象形，下半部演为左秀（心）与戈组成的，“羲”与“戏”的差别只是数量和场面上的差异，但实为同一个字。特别是戱、戲（戏）这两个字，它们同义同音时都读为“虎”音，其根源在于祭祀活动用的“虍”器祭祀的容器；，心的虔诚供奉；，进献牺牲的祭祀。“（虙）戱”者，伏羲之名；虙戱者，祭祀之实，这儿不只是一个伏羲，是一个族群。
虙戱、虙犧、虙羲、虙戲、宓牺、宓羲中，虙、宓、伏羲三字同音，同读“伏”音；羲、戱、戲（戏）三字同义字，同读“息”音息。音细是祭祀活动中的歌舞形式，音“虎”。是祭祀活动所进献的祭器、祭物。
伏羲姓“风”，其繁体字“風”，天下一条曰虫，这条虫便是龙。隐含的是伏羲部族属于龙蛇崇拜的部族，称之为龙族；虙羲又称庖犧、包犧、包羲、炮犧，庖、包、炮皆含有“包”，包字所含的“巳”是“虫”的形变，包字会意手持蛇或怀抱蛇，也属龙族；“庖牺”的“庖”字，本义是会意在宗庙里做祭祀仪式。“炮牺”的“炮”字，《诗·小雅》说“炮之燔之”。《礼·内则》说“炮取豚若将”。注曰：“炮者，以涂烧之为名也”。《礼运》“以炮以燔”。《周礼·春官·大祝》“九祭，三曰炮祭”。注曰：“炮祭，燔柴也”。“炮”者，不是言用火之熟食，是祭祀，“炮”原本应该属于一种祭法，这就龟筮，火烧龟盖裂纹的结果，以伏羲八卦卜筮问天意。这显然是伏羲龙的子孙卜筮之俗－－问天，问上帝。
“庖牺”“包牺”“炮牺”有“火”、有“巳”有故。这是伏羲风、包、庖、炮称名龙族四姓祭祀习俗，故可通用互换。“巳”是蛇，蛇是伏羲氏族崇拜，蛇亦是龙，是龙氏族信仰。－－宇宙自然天上帝。
《汉语大字典》“犧”字解释说：“xi 古代供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说文·牛部》：‘犧，宗庙之牲也。’《六书故·动物一》：‘凡畜之牡，毛羽纯具者，犧也。’ 成为宗庙祭司的牲畜。”“犧”字，后世文字又被演译为祭祀“礼仪”，化为毛色纯的、长得健壮的、最好的、专门用于祭祀的牺牲，羲－犧－牺－戲相通相假。礼，仪，－－祭祀。
虙羲氏又称犠皇、皇羲、戲皇、天皇、皇雄氏、雄皇、黄熊氏、雄黄氏，等等。历史上伏羲写法不尽相同《管子·封禅·第五十》称虙羲，《史记·封禅书》引此与之同。《风俗通》引《尚书大传》说：“伏羲为戲皇。”《路史后记》二注引《风俗通》说：“女娲，伏希之妹。”《帝王世纪》中说：“庖牺氏……一号黄熊氏”，“包羲一号天皇”。并按说：“《五行大义》引作‘雄黄氏’，《路史·后纪》曰‘皇雄氏’，《世纪》云‘一作雄皇’”《辞海》伏羲氏词条中说：“一作宓羲”，“亦称犠皇、皇羲”。“皇”“黄”其意在天，其意全在祭祀。
胡厚宣等著《甲骨文合集释文》释甲骨卜辞（合集10970反）为“三百九十三鹿”。合集10970正、反两面的卜辞内容完全可以印证甲骨文字应释为“伏”。
甲骨文释为“罩”字，《说文》曰：“罩，捕鱼器也。”《易经.系辞》说伏羲“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结网捕鱼，伏羲之始也。《尔雅·释器》曰：“篧谓之罩。”所以，甲骨卜辞（合集10970正）1释为：“乙（丑）…贞翌（丁）卯其伏敝虍弗罩”与甲骨卜辞（合集10970正）2曰：“乙（丑）…贞翌（丁）卯王其敝虍罩八月。”敝，《说文》曰：“帗也。”《周礼·春官》曰：“凡舞有帗舞。”注曰：“帗析五采缯，今灵星舞子持之是也。”《说文》：“弗，挢也。”“挢，举手也。”
五 甲骨文“虙戱（戏）”探义
所以，甲骨卜辞（合集10970正）其义为：
1、（猎，）字象以捕获的猎物作为祭献的牺牲，并帗舞、奉酒，高举猎具。普遍释为狩，有学者认为，是为伏羲“伏”字初文。
2、王打算在八月作“敝虍罩”的仪式。
“”（猎、伏）代表了祭祀习俗进献猎物，显然是古人狩猎的形象。
3、“伏牺”的“牺”代表牺牲。
1、戲（戏）代表了进献酒、饴的虍器悬挂在高杆之上，而部首戈类似于甲骨文（猎、伏）字、代表的“Y”形杆。
甲骨文“虙”、“虑”（虙）、“宓”与“伏”相通相假通“虙”，伏羲的“伏”就是“虙戱（戏）”的“虙”。“虙”“戱”二字相合为“虙戱”，甲骨文（虙）字的本意，象形字显示了原本涵义：披着虎皮伪装、埋伏、蔽藏狩猎，用陶器盛着丰盛的祭品，悬挂在高杆之上，以虔诚之心，以歌舞祭祀上帝，祭祀“英雄”、“神灵”。伏羲氏殁，继伏羲创造文明与对人类贡献，伏羲氏族视伏羲为人世间的上帝，与宇宙自然界的上帝同受世代祭祀。在遥远的历史长河里，记事符号演化为文字，以殷代甲骨文“虙戱（戏）仍是。因之，“虙戱（戏）”的留存了古人祭祀“上帝”、“神灵”、“英雄”“始祖”意义之渊源。
由此，我们可知，伏羲其人其族以狩猎生存、认识了阴阳两个世界，理性的认知上帝，把宇宙自然现象，理性地分阴别阳，分为两个世界，并上升为天道，用规律指导作为人类的精神生活，伏羲已经走出野蛮时代，升起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进入了上古文明，建立了上帝信仰，天道信仰，以陶器盛着丰盛的祭品、且歌且舞对祭祀上帝，天道。
《左传》说“祀，国之大事也”，又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和”。祀是古人精神生活的总和。结论：“虙戱（戏）”伏羲是祭祀上帝、信仰天道氏族的名号，伏羲是伏羲氏族的始祖。
注：①孔子：《易经•系辞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②李平：《甲骨文新释读——龙凤两族》。③《左传•隐公五年》。
第六节 “其帝太皞”与东方大帝太皞
“其帝太皞”首出《逸周书·卷六》，“太皞”之“皞”，其字左旁本作“日”，或又写作“皓”、“曎”、“昊”字等。“昊”即“昊天”，指太阳高照而广袤无边的天。《尚书·尧典》孔传说：“昊天，言元气广大。”《诗·昊天有成命》郑笺说：“昊天，天，大，号也。”《说文》说：“皓，日出貌”。“皞，旰也”。“旰，晚也”。讲“皞”为“旰”可能是晚出貌，而后世以“皞皞”或“皓皓”貌洁白，以“皓旰”貌盛大，仍都与早晨日出相关联。作为族称的“皞”、“皓”等字，本取义于“日出貌”的意思，即晨曦初生的写照，后来借用“昊”字，不仅可以表示太阳经行于天，更重要表示太阳的金光灿烂。因此可径训“昊”字为日之光明。“太皞”的“皞”字，同“大昊”的“昊”。“昊”，天也。太皞－－“大昊”作为一个部族领袖与部族的称名，也是太阳崇拜太皞氏族的称号。
一 “其帝太皞”“皞”的滥觞
古人对大自然从不认识到认识，首先是对苍天崇拜的自然崇拜，对上帝的崇拜的超自然；“上帝崇拜”是苍天化身的崇拜，而直观的则是太阳崇拜。太阳给人类带来了温暖，驱逐了严寒，遂之对太阳神崇拜，把太阳视为上帝的一个主要神祗。
太阳里有金鸟，金鸟的飞升起落就是太阳神的巡行，然而太阳神与人世间一样要有归宿，于是把太阳升起的地方叫作“旸谷”，或作“汤谷”。栖在“扶木”，即“扶桑”，或“建木”。这是古人设想的最遥远的东方。
不少典籍都记载关于“太阳神话”很多，“三足鸟神话”、“扶桑神话”，那个早晨飞离扶桑的金鸟，飞翔了一天，从东方到了南方到了西方，从西方归来，夜里经过北方的冥国，又回到了东方扶桑。金鸟日落扶桑。扶桑或者说穷桑。
这儿当为太皞居住过的地方，所以才有日落扶桑之称，或称“穷桑”。“扶桑”、“穷桑”指山东曲阜。古人把太阳升起的地方叫作“旸谷”，或作“汤谷”。《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汤谷”者，太阳升落的地方；“扶木”，扶木，即扶桑，又称建木，金鸟太阳栖息的地方；“金鸟”者，就是金鸟太阳。《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说明了东方有一个的太阳崇拜——鸟崇拜的氏族。
“太阳金鸟”每天早晨从扶桑树上起飞，每天夜里归来宿营的地方，同时“汤谷”也是古人设想最东的地方。
太阳为什么会运行，一天行八万里，因太阳会飞；人世间看到的什么会飞，是天空双翼的鸟。太阳金光灿烂，所经称“金鸟”。
鸟即“凤”。凤，即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古人认为凤凰保护了他们，对凤鸟崇拜，把凤作为自己氏族的崇拜，把凤作为自己氏族的姓，古文字“凤”“风”相通相假。这就是太昊“凤”姓的由来之滥觞。
《左传》记载“陈，太皞之虚也”①。陈，是太皞的故都，陈有太昊陵。
二 《左传》记载太皞鸟崇拜是中国龙凤文化“凤”的渊出
《山海经》记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东方有一个氏族——“少昊之国”。 ②
《山海经·海内经》说：“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③
《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说：“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④这“倍伐”大约就是“般”的缓读，而“般”与“凡”古音相同，与盘古的“盘”同，三国时徐整《三五历纪》中所出“盘古”渊出大概于此。
“凤”字又以“凡”为声符，因此，少昊之子“般”毋宁说就是“凤”。后人以为“倍伐”，即《尔雅·释鸟》所见的鵖鴔，亦即戴任、戴胜，单称作“鵀”，也还是一种鸟，且古人亦归为凤属，即鸟属。
少昊是什么氏族崇拜呢？《左传·昭公十七年》作了清楚的记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官名，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为水纪，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鸟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鸟氏，司徒者也；鸬鸠氏，司空者也；爽鸟氏，司寇者也；鹘鸠氏，司事者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⑤
《左传》把少皞氏族作了一个祥细的介绍：
一，这个氏族是一个以鸟为崇拜的氏族；
二，这个氏族不仅是一个鸟崇拜的氏族，而且是一个具有“鸟官”系统的强大部族，已建立了原始政权，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方国”。
少皞居住在东方何处？《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少皞的居址“东海之外有大壑”，这是一个隆洞的说法，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尸子》又说：“少皞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这个“邑于穷桑”，说少昊居住在“穷桑”。
《拾遗记》也说帝子与皇娥生少昊，“号穷桑氏，亦曰桑丘氏”；而又谓“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却把“穷桑”之地转移到西方了。神话的转移不足为怪，因为按后世的五行系统，少昊号曰金天氏，是主西方的。所以《山海经·西山经》又载：“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返影）。”郭璞注：“日西入则反景东照，主司察之。”郝懿行云：“是神，员神，盖即少昊也。”虽然“鸟王”变而为山神，而主司返影，还是与日所照的“穷桑”有关系的。与太昊相比照，少昊本亦为东夷部族。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称伯禽所封地鲁“少皞之虚”，今山东曲阜有少皞陵。
太皞鸟崇拜是中国龙凤文化“凤”的渊出。
三 太皞者东方大帝
同在一典里，还记载有太皞。同是一个皞氏族。太者，古也，广也，大也，老矣；少者，小也，晚矣，与“根”相对枝叶也。。太皞在东方，陈地有太昊陵，少皞也在东方，鲁地曲阜有少昊陵。二者是同一个在“皞”字，同自由出，是一个祖先。二者又同在东方区域，说明二者关系不是联盟关系，而前后关系，祖裔关系。因此太皞与少皞有关。少皞氏族是鸟崇拜，太皞氏族当然也会存在鸟崇拜，二者氏族同为鸟崇拜，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太昊是风姓，鸟属；少昊是嬴姓。皋陶是属于太昊族属，偃姓，许慎《说文》释“嬴”、“偃”，语之转耳。由太昊氏族是鸟崇拜，少昊氏族是鸟崇拜，氏族崇拜是祖先崇拜，同自由出，由上述可知太昊、少昊为同一氏族渊出同源，同为鸟崇拜、太阳崇拜、上天崇拜，而上帝是上天的化身，也是上帝崇拜。上帝主宰天上诸神，风雷雨电，日月星辰等诸神，上帝且主宰山川大地及人世间，而人世间的上帝就是太昊。
在东夷族居住的区域，从文献记载可知，先后存在着太皞族与少皞族。二者有前后之别，老少之分。太皞族在前，历史较早；少皞族在后，历史较晚，在太皞族之后，“少皞师太皞之道”，少皞族是太皞族的后裔。
东方人奉太皞为祖先、为人世间的上帝。于太阳崇拜说来，东方人自认为东方是太阳的圣地，太阳从这儿升起。太昊就是大太阳神，少昊就是小太阳神。“太阳神”是古有心目中的“宇宙神”“天神”，它就是“宇宙上帝”，就是《逸周书·卷六》所说的“其帝太皞”，于人世间，太皞则是东方大帝。
太昊与少昊文化考古界公认是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年－－4300年），“昊”字符号为一轮太阳升起之光明。在东方二昊活动的地区，中原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年－－7800年）地区类式“昊”字符号，都是“其帝太皞”族活动区域，都证明了“东方大帝太皞”的确在与太阳崇拜。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海岱地区彩陶纹样母题中多见的圆点和圆圈，已透露出清醒的太阳崇拜文化意识。
注：①《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山海经·大荒东经》。③《山海经·海内经》。④《山海经·大荒南经》。⑤《左传·昭公十七年》。
